在千禧年伊始之时,一次全套基因测试费用可以高达1百万美元。时至今日,这一费用已基本降到了1000美元以下,并且已在发达经济体之中普及。对于想要了解自己患病风险、对家族祖源感兴趣的民众,以及从事基因数据库扩增工作的生物医药研究人员来说,这的确是大好的消息。
但有一个领域,却因为基因测试的愈发普及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在保险行业,民众对于隐私和歧视风险及其费用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解。
对于保险行业来说,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数据是一件好事,承保人员可因此而更加准确地按风险定价。但若有太多消费者因担心提供信息的后果而导致放弃购买保险,反而会造成商业层面的影响。
过去二十年间,这种两难的局面甚至有了专属的名称:“genetic discrimination”(基因歧视)或简称“GD”。
在新西兰,这方面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保险商能以基因组测试结果为由拒绝承保或是调高保费,可涉及收入保障、永久残障甚至旅游等保险产品。
日本的保险行业则已设立相关指导原则,禁止医疗和人寿保险商以基因测试为由对保险申请人区别对待。但与新西兰一样,日本并无法律禁止保险商要求和获取测试数据。
2021年,新加坡针对保险申请审批过程中使用预测式基因检测结果的行为,对保险商实施了无限期的暂行禁令。只有在申请人想要获得高于禁令所述保障水平的保单、且进行的基因测试已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才可享受例外对待。香港保险业联会也有类似的管制模式,要求其会员遵守一套与基因测试使用相关的最佳实践准则。
澳大利亚也已颁布一道暂行禁令,从法律上保护医疗保险不受“基因歧视”的影响,但其中不包含人寿保险——不过对其应用范围进行了限制。
在2019年,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委员会(FSC)跟随英国的脚步,在一定范围内针对人寿保险当中运用基因检测结果(包括研究成果)的行为,颁布了一道为期五年、自我规管的暂行禁令。
“在这一暂行禁令之下,民众可以在不提供任何不利基因测试结果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程度的保障。”科尔文说。
科尔文来自英国,曾在英国保险业协会(ABI)任职期间参与了英国禁令的初期工作。
他把澳大利亚的经验和其他国家所设的基准水平进行了对比。在澳大利亚,50万澳元以上的保单可要求提供基因测试结果。这一数字在德国是30万欧元,在瑞士是40万瑞士法郎。
“这一数字高于民众购买保险的中位价格。”科尔文说,“这意味着,民众一般所购买的保险都不需要提供这方面信息,同时也防止了民众在明知索赔几率很高的情况下故意购买几百万澳元的保险——索赔的资金都是来自风险池中的其他顾客。所以必须在中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科尔文认为澳大利亚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但英国的邓肯·敏提(Duncan Minty)则并不这么认为。敏提在残障险行业就职多年,然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Ethics and Insurance。对于英国政府与保险业之间所达成的《关于基因学与保险的协定与暂行禁令》这一协议(如今每三年更新一次),他表示担忧。他认为这一协议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并不适用于当今充斥大数据的数码时代。
“英国的这一准则并未实现最初的目的,而且存在很多规避管制、隐藏问题的漏洞。”他表示。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这套准则局限在对承保的关注之上,而现在的保险决定实际上都是在营销、反诈骗、索赔等环节中做出的,准则却在很大程度上予以忽视。”
除了英国做法所存在的问题之外(如自愿原则),敏提认为这一局面的影响更大,甚至事关人寿保险的存亡。
“一旦科技进步到一定地步,民众会了解自己的医疗风险,但保险商也会知道。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会得癌症,那就不会有保险商愿意承保,但这样一来,保险市场的承保业务模式是否能满足民众对风险转移的需求,就成了一个更大的问号。”敏提说。
“保险市场的个体化程度越高,就会出现越多的问题,因为民众要么买不到保险,要么不想买。”
“最终的结局有可能是保险市场被迫关门大吉,门口还贴告示说‘最后一个离开的人麻烦关灯’。”
“市场上普遍认为,谁先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谁就会处于劣势,所以大家都不作为,一起走向悬崖。”
“面对基因学的不断进步,民众普遍认为对于社会利大于弊,但保险业成为了常见的限制因素之一。”他表示。
他认为,在基因测试方面的最佳做法应该是,不应仅仅将其用在保险业。医学的进步,需要基因测试、大数据和AI。但如果处理不当,“基因歧视”可能会降低人寿保险的可行性,进而阻碍人类健康事业的进步。
但有一个领域,却因为基因测试的愈发普及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在保险行业,民众对于隐私和歧视风险及其费用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解。
优缺点
许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保费会由于自己提供基因信息而升高至难以负担的水平,甚至担心保险公司拒绝承保。这一担忧可能会打消基因测试的积极性,或者可能导致消费者直接放弃申请保险。对于保险行业来说,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数据是一件好事,承保人员可因此而更加准确地按风险定价。但若有太多消费者因担心提供信息的后果而导致放弃购买保险,反而会造成商业层面的影响。
过去二十年间,这种两难的局面甚至有了专属的名称:“genetic discrimination”(基因歧视)或简称“GD”。
各有应对
为了应对个人消费者和保险商之间的道德与商业权衡,各个辖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在新西兰,这方面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保险商能以基因组测试结果为由拒绝承保或是调高保费,可涉及收入保障、永久残障甚至旅游等保险产品。
日本的保险行业则已设立相关指导原则,禁止医疗和人寿保险商以基因测试为由对保险申请人区别对待。但与新西兰一样,日本并无法律禁止保险商要求和获取测试数据。
2021年,新加坡针对保险申请审批过程中使用预测式基因检测结果的行为,对保险商实施了无限期的暂行禁令。只有在申请人想要获得高于禁令所述保障水平的保单、且进行的基因测试已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才可享受例外对待。香港保险业联会也有类似的管制模式,要求其会员遵守一套与基因测试使用相关的最佳实践准则。
澳大利亚也已颁布一道暂行禁令,从法律上保护医疗保险不受“基因歧视”的影响,但其中不包含人寿保险——不过对其应用范围进行了限制。
在2019年,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委员会(FSC)跟随英国的脚步,在一定范围内针对人寿保险当中运用基因检测结果(包括研究成果)的行为,颁布了一道为期五年、自我规管的暂行禁令。
最佳平衡
在禁令期过半的时候,FSC的人寿保险政策主任尼克·科尔文(Nick Kirwan)表示,他认为澳大利亚的体系正在迈向最佳的平衡。他强烈支持让行业长期自我规管。“在这一暂行禁令之下,民众可以在不提供任何不利基因测试结果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程度的保障。”科尔文说。
“如果想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就必须提供相关测试结果,同时也允许民众按意愿提供有利的测试结果。”
科尔文来自英国,曾在英国保险业协会(ABI)任职期间参与了英国禁令的初期工作。
他把澳大利亚的经验和其他国家所设的基准水平进行了对比。在澳大利亚,50万澳元以上的保单可要求提供基因测试结果。这一数字在德国是30万欧元,在瑞士是40万瑞士法郎。
“这一数字高于民众购买保险的中位价格。”科尔文说,“这意味着,民众一般所购买的保险都不需要提供这方面信息,同时也防止了民众在明知索赔几率很高的情况下故意购买几百万澳元的保险——索赔的资金都是来自风险池中的其他顾客。所以必须在中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承保之外
科尔文认为澳大利亚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但英国的邓肯·敏提(Duncan Minty)则并不这么认为。敏提在残障险行业就职多年,然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Ethics and Insurance。对于英国政府与保险业之间所达成的《关于基因学与保险的协定与暂行禁令》这一协议(如今每三年更新一次),他表示担忧。他认为这一协议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并不适用于当今充斥大数据的数码时代。
“英国的这一准则并未实现最初的目的,而且存在很多规避管制、隐藏问题的漏洞。”他表示。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这套准则局限在对承保的关注之上,而现在的保险决定实际上都是在营销、反诈骗、索赔等环节中做出的,准则却在很大程度上予以忽视。”
问题重重
除了英国做法所存在的问题之外(如自愿原则),敏提认为这一局面的影响更大,甚至事关人寿保险的存亡。
“一旦科技进步到一定地步,民众会了解自己的医疗风险,但保险商也会知道。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会得癌症,那就不会有保险商愿意承保,但这样一来,保险市场的承保业务模式是否能满足民众对风险转移的需求,就成了一个更大的问号。”敏提说。
“保险市场的个体化程度越高,就会出现越多的问题,因为民众要么买不到保险,要么不想买。”
“最终的结局有可能是保险市场被迫关门大吉,门口还贴告示说‘最后一个离开的人麻烦关灯’。”
“市场上普遍认为,谁先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谁就会处于劣势,所以大家都不作为,一起走向悬崖。”
过度个性化?
敏提并不认为应该把所有风险汇总平摊,因为那样会把保险业“拉回1700年代”。但他认为,过度的个性化,再加上当今世界如海啸一般的大量数据,可能会导致太多民众买不到保险。“面对基因学的不断进步,民众普遍认为对于社会利大于弊,但保险业成为了常见的限制因素之一。”他表示。
他认为,在基因测试方面的最佳做法应该是,不应仅仅将其用在保险业。医学的进步,需要基因测试、大数据和AI。但如果处理不当,“基因歧视”可能会降低人寿保险的可行性,进而阻碍人类健康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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